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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小传（2）
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后回国，一度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1931年，郑振铎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此期间，他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32年10月10日，北平图书馆主办的《读书月刊》上发表了王以中推荐此书的文章，说它“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很大的贡献”，并认为此书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日本的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3月的《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作者对中国戏曲、小说“特别有研究”，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著名学者王国维。 1934年，郑振铎在代理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期间，因聘请进步学者任教，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当时的“燕大”校长）的仇视以及由他挑动的右派学生的诬蔑与攻击，愤而辞职。 1934年末，郑振铎再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并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1936年6月，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3月，他参加文艺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同时，他还参加过营救入狱共产党人的“济难会”的工作。此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愤怒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暴露蒋介石集团的投降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写下两本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活动。他和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组织“复社”，秘密出版进步书籍，除《鲁迅全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史》等革命书籍。此期间，他还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图录》等书。同时，他还节衣缩食收购古书，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他根据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周报》上，后来，这些文章被上海出版公司以《蛰居散记》为书名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郑振铎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断受到迫害，但他不屈不挠。1945年10月，在地下党的支持下，郑振铎创办了《民主》周刊，后被禁止。之后，他编著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有关考古学图书。为了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大量搜罗有关古代器物的书籍，见其中多载有古代陶俑磁器，觉得它们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大有用处，就萌生了集俑的念头。有一次，他独自到苏州访书，不经意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一尊陶俑，但当倾其囊中所有买下后，到客舍才发觉已没有回上海的路费了，只得摸黑找到一位旧友，才解决了回家的路费问题。 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问周恩来副主席，南方的文物很多，应当怎样保护处理。毛泽东插话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 1949年初，郑振铎秘密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他到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