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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北大文学教育有所发展。 1934年，他发表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种非议，作出了评论。胡适任职北大期间，即邀请他的好友徐志摩来帮助他佐理校务。胡适、蒋梦麟等人改组北大，对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视的。1931年起，他们陆续恢复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932年5月，胡适等人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用它来发表他们的政见。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年7月为止。胡适在其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个刊物，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的情况下，还在宣扬避战求和的主张。  
胡适小传（5）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看到国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适对他的一个老乡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从这句话中可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1933年春，长城抗战结束，胡适为抗战烈士公墓碑撰写碑文，纪念英勇作战的死难烈士。“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一方面批评政府不该调用武装殴打徒手的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罢课横加指责，说什么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