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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部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范文澜小传（3）
这两部著作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语言通俗流畅，生动纯正，叙事要言不烦，条理清楚，写人形象感人，饶有兴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文澜调离延安。1946年他来到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在此期间，范文澜在为培养解放区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懈工作的同时，又认真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并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写有《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 1949年，华北大学迁至北京，范文澜随校进京。第二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 1950年，范文澜决定重写《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他对这部通史作了全面的修改，但只修改到隋唐五代的第三编，工作就被迫停顿了。在修改中，他对旧书中的不足作了检讨，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和考古成果，使全书有了更全面客观的叙述。 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范文澜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他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具体落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研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这个《丛刊》，并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既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的十年中，史学会先后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共2000余万字。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由于近代史资料十分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范文澜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 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