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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官员的病假期超过3个月，就要被免离现职，等待重新分配。但是，如果经过上级批准（俸禄二千石以上者须经皇帝批准）者，可以不免职，带印绶归家治病，这种情况称为“赐告”。冯野王此次归家，便是属于“赐告”。

王凤为了打击冯野王，便事先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在地方官即为太守或王国相）赐告期内也不得归家。

然后，他再指使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冯野王，说他借“赐告”养病之名，私持印绶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是犯了不敬之罪。

杜钦素来敬重冯家父子的品行和才能。他向王凤求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予告”和“赐告”都是“告”，为什么后者就不允许归家呢？再说了，冯野王获赐告在先，朝廷新令颁布在后。新法不咎既往，如此处罚冯野王恐怕有失刑赏之信。

王凤自然不会采纳。杜钦聪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糊涂——王凤必须要拿下冯野王，让那些企图效仿王章的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冯野王固然是不幸的。他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曾经遭遇石显弄政。许多人都在元帝朝遭到石显迫害而在成帝朝重获新生，但他却偏偏又碰到王凤这个冤家，便永远没有了希望——谁让他是一位品行双优的外戚呢？

如果冯野王没有外戚的背景，以王凤之爱才，定然会竭尽举荐他担当重任。但他偏偏又是外戚，王凤如果举荐他，无异于养虎为患。

可怜的冯野王在元帝朝便被石显压制，成帝朝却又遭遇王凤这样的劲敌。

王凤不但罢了冯野王的官，还为了他开创了西汉王朝的一个先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和王国相）“赐告”之假也不得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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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旗帜”（1）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相。

王尊奉皇帝的任命诏书去王府报道。刘宇根本不理睬他，把他晾在王府的庭院中。等了许久不见刘宇出来，王尊只好返回驿舍吃完饭再回去接着等。

好不容易等到刘宇出来接诏了。他的王太傅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高声背诵《诗经·啵�纭分械摹断嗍蟆罚骸跋嗍笥衅ぃ�硕�抟牵∪硕�抟牵�凰篮挝�俊���

这显然是在讽刺王尊不懂礼数，说他没有等到王爷出来接诏便归舍就食，分明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尊向王太傅高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持布鼓过雷门！

“雷门”是会稽城的一座城门，其上置有大鼓；以布为鼓是不可能发声的。“持布鼓过雷门”是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少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刘宇大怒，转身便进后宫去。王尊也不甘示弱，也转身便走出王府回到驿舍。

初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刘宇平时喜欢带着几个小厮私出王宫，在封国里任意驱驰，去姬妾们的娘家四处串门。

按当时的礼制，国王出行必须要有官属跟随，并且要一路“鸣和鸾”而缓行，以示皇家威严。所谓“和鸾”，便是王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者为“和”，挂在车架上者为“鸾”。

刘宇微行出王宫，显然有违礼制。

王尊上任后便把主管车马的厩长狠狠训斥了一顿。对他说：如果王爷再让你驾小车出行，就叩头争之，告之以礼制。

这是敲山震虎之策，厩长自然便把他的话传给了刘宇。

不几日，王尊依礼拜见刘宇。刘宇便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骄横了，一本正经升堂接见。

王尊却对他说：我来东平国为相时，同僚们都以为我此行必死无疑，纷纷来为我吊孝。天下人都说，大王之勇不过是仗势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勇”，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勇”。

刘宇顿然色变，目视王尊良久，想找借口杀了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