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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及由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般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

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小个子路透社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直驶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伸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

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三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