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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宏大文明给镇住。”

安田和子仪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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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飞机上，灿灿从兜里掏纸巾，竟带出来了那张发黄的签纸。她拿在手中叠来叠去把玩，似有感触地自语道：“安田一郎这家伙真挺逗的，受了那么多年西方教育，居然还很迷信。”

子仪搭茬儿：“日本是个有信仰的国家，神道教和佛教都很兴盛。”

灿灿感悟道：“当今的世界，越是发达的地方，人们越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拿欧美来说，宇航员早就登月了，可大家仍然笃信上帝。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研究的是与神学水火不容的相对论，可这却并不妨碍他星期天去教堂虔诚地做礼拜。这样做算不算心口不一？”

“相信与信仰，其实是两个范畴，”子仪如是探讨。“你相信科学，但你同时也可以信仰上帝。对神的信仰是溶化在人们祖祖辈辈血液中的传统。细论起来，宗教其实是一种最本质的文化，它甚至高于哲学，是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与死之类终极问题的。正因为西方人信仰上帝，遵守所谓神与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所以他们的社会才非常稳定，人们的道德也比较规范。”

“你的意思是说，当今中国人心不古，赵公元帅（财神爷）当道，是与缺少宗教信仰有关了？”灿灿依照此理推论。

“有一定的关系，在过去，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佛教所说的轮回，提倡行善积德，认为做善事可修来世之福，做坏事就会遭报应，下辈子变猪变狗，所以坏人做起缺德事来总有所顾忌，人人都拥有一份敬畏之心。即使有权有势的大户望族，也基本上能保持谦逊与低调，因为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可好了，一律彻底无神论，谁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想着如何把今生日子过滋润，当然会急功近利，一旦成为暴发户，便更加目空一切，狂妄得不可一世。”

第十三章　浅草凶卦（5）

“据我所知，中国除了西藏，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神权政治，所谓佛、道之类的宗教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像西方或穆斯林国家那样，发挥过实质性作用，”灿灿把讨论引向深处。“两千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只修今生，不修来世；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具体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所强调的是功利，是立足于今生的福祉。两千多年都这么过来了，儒家思想一直有效地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信仰缺失的问题现在反而显得如此突出呢？”

“儒家文化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确实曾经长期行之有效，”子仪对灿灿的论断首先表示赞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宗教信仰缺失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儒家文化的落实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强有力的执行和推广者就是所谓的士绅阶层。什么是士绅？士是做官或希冀做官的知识分子；绅就是乡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你可不要小瞧这地主乡绅哟，他们可是统治阶级的触角，牢牢地把握着底层民众的行为规范呢。他们在思想上是传统的卫道士，在操行上是一方乡土的标杆。过去我们总强调地主乡绅反动和保守的一面，不错，作为旧势力的代表，他们是革命的对立面，绊脚石；但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因子，他们的存在也是当时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既得利益者地主乡绅，最希望社会稳定，最企盼天下太平，而你外公和我父亲那样的泥腿子、革命者，是要把一切都砸烂，推倒重来的。当然了，地主中大有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吸血鬼，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剥削行为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搞残酷的原始积累。周扒皮们在旧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未跟上，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立法，没有工会农会之类的组织对雇主的不法行为加以约束。可话说回来，地主乡绅作为一个阶层，总体来说也是一方教化的代表，就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的中央政府，皇帝委派官员只到县一级，而乡镇实行的则是自治，乡镇‘干部’不吃皇粮，但是基层的乡村却秩序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乡绅这一群体的存在，有他们来规范草根民众的道德操守和行为模式。乡绅能够服众，光靠有钱和有一套完整的封建理论是不够的，他自己也得做善事，也得身体力行。农村修桥补路之类造福乡里的事情，大都是由殷实的大户们来出钱承担的。比如所谓的‘大恶霸’刘文彩，就曾捐重金开办一流的学校，并且不要求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