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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戏，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为了使西北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蒋介石于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张学良说：“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癒准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1）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2）（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4日，蒋介石在溪口复函杨虎城说：“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然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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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蒋介石再详函杨虎城，指责杨虎城说：“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布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他进而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表示“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张学良回陕，“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三是认为杨虎城的主张“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要求杨虎城“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最后他又威胁性地说：“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米★花★书★库★&nbsp；http：//www。7mihua。com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要陈布雷替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陈布雷在1937年的日记中说：“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动记下来，把蒋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内心活动也记下来了。这本《西安半月记》反映了蒋介石顽固地站在他固有的立场上，对西安事变提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认为这次事变是“几摇国本”。蒋介石把这一事变列入“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第二，认为这次事变是“叛乱”。开始，蒋介石“犹疑为一部之兵变”或中国共产党“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再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局部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扰”。而且蒋介石把它同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