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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咧了咧，额头皱纹又连成一片。他说：“我想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有人替你付路费也不能回去。”

我不解，问为什么？他叹口气说：“……道理很简单，你们在外面混了几十年，有人混出模样，有头有脸地回去，那是展览人生，衣锦还乡，是考中状元，荣归故里，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你混得猪狗不如，一副落魄惨相，有什么脸面回去呢？还不如悄悄在你那狗窝里呆着。我常常怕想这件事，一想起就心疼，像刀子在割。不回去不肖，回去更不肖，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我突然明白，在金三角，许多老知青至今没有回过故乡，没有见过日思夜想的亲人。不是关山阻隔，也不是意识形态和国界的作用，而是在他们心中，或者说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中，有许多障碍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后来我与老段遂成很好的朋友，常有书信往来。

许多年前，在我曾经考察过的美斯乐国民党残军总部，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树林深处，每年都要例行三、五军联席会议。随着与台湾关系疏远，两支兄弟队伍已经分道扬镖，就像两个分家的兄弟。这次李文焕带来一大摞过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各种传单和红头文件，这是情报人员在大陆边境搞来的珍贵情报。李文焕坐下来就说：“大陆闹‘文化大革命’，越闹越邪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了，那些元帅将军部长省长都挨斗争。到处打派仗，搞武斗，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学生下放农村。我真搞不懂，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江山坐腻了？……要是早十年这样闹一闹，我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这样难过。”

段希文笑道：“要是依李军长所言，再提早十年国共战争也不用打了，他们自己在延安就搞垮了。”

李文焕感慨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那些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大元帅，远的不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在蒙自元江打败我们的那些共军将领，哪一个又有好下场？他们决然想不到，不是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搞垮自己。”

段希文问：“莫非李军长还想光复昆明？”

李文焕连忙摇头说：“台湾报纸说，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共产党不打自垮，光复大陆只是迟早的事。我看他们大概忘记了，共产党还有五百万正规军和一千二百万民兵。谢天谢地，我倒不想做这种美梦，我那点人马，还不够共军打牙祭……不过共产党内讧，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大家扯了一会儿闲话，话题都离不开大陆形势。虽然国民党残军流浪金三角，为生存而战，但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一举一动还是牵扯他们的神经。段希文暗自叹口气，他前妻和儿女都在昆明，隔绝二十年了，不知道她们处境怎么样？

会议中途，钱运周低声向段希文报告，有一个从云南边境来的下放学生，名字叫段学明，口口声声自称总指挥侄儿，一定要面见总指挥。

段希文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一阵，印象中竟没有一个叫段学明的侄儿，可是他抗战前就离开家乡，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段姓在宜良是名门旺族，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儿。于是他小声吩咐：“带他来见我。”

这是个面容瘦削的青年，只有十八九岁样子，个子不高，背却有些驼，穿一件蓝布中山装，那双不安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和惊恐的光。青年听说面前这个矮个子男人就是总指挥，立刻很激动地抽噎起来，哑着嗓子连叫几声“大表叔”。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彼此的本家和家族关系理清楚，青年的父亲是段希文姑姑的外侄，也姓段，但不是本家，也算沾着亲戚。大陆兵败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亲戚千里迢迢闯过国境来投奔他，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激动。侄儿在昆明念中学，对宜良段家的事知之不多，这又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他说：“你好好地在昆明念书，到边疆来干什么？”

侄儿恭敬地回答：“毛主席发表指示，全国大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段希文疑惑地问：“不念书了？”

侄儿诉苦说：“不念了，当一辈子农民。都觉得没有前途，灰心得很，所以我才跑过来找您家。”

段希文突然心中一动，仿佛听到一个喜讯，心中闪亮起来。他吩咐副官带侄儿去休息，自己回去开会。将领都在等他做指示，但是总指挥没有例行公事，而是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