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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具体工程等内容，工程地点是牛栏山地震台。

杜甫来在北京市地震局分管基建等工作，傅老板自然需要杜甫来的“关照”。他很快让预算员做了一份30余万元的工程预算书交给了杜甫来。不久，杜甫来给了傅老板30万元的支票。傅老板把支票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并按杜甫来的要求，从他挂靠的建筑公司开了一张30万元的发票交给杜甫来报账。

但是，这个傅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会白帮杜甫来这个忙，他告诉杜甫来，开发票要交大约3万元的税。杜甫来急于拿到现金，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支票入账20多天后，傅老板还指望杜甫来能给他点活干，所以他一直拖着不给杜甫来钱。杜甫来见傅老板不够“开窍”，只好打电话让傅老板准备10万元现金急用。傅老板之后凑齐了10万元钱交给了杜甫来。过了两个月，傅老板还是不主动，杜甫来毕竟做贼心虚，只好再次打电话催要，傅老板第二次给杜甫来10万元。这时候，傅老板似乎也看出点什么了，他一直催着杜甫来给他点工程干干，杜甫来随即让他再拿最后的7万元。傅老板觉得自己该开口要活干了，于是他拿着最后的7万元跟杜甫来在一个小饭馆见了面，两人一起喝了一场酒，傅老板还提出让杜甫来给点活干，杜甫来终于勉强答应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傅老板分3次共交给杜甫来27万元。但在此之前和以后他再也没有与北京市地震局签过其他合同，也没有做过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实际工程。这次30万元的“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合同也只是虚签的，工程并没有实际发生。

而杜甫来从傅老板那里拿到发票之后，立即把计财处长叫到办公室，把合同、预算书和30万元发票交给计财处长，让他到财务把账报了，计财处长就按照杜甫来的要求报账了。

天衣有缝，贪墨官员变成倒霉蛋

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的财务规定，动用这笔款项，就必须在局务会上讨论。支出这笔款项要有主管局长的签字、工程预算书、工程合同，且均要提供给计财处备案存档。但是，这笔支出并没有在局务会上讨论，只靠杜甫来自己的签字，就顺利报账了。

报账意味着工程已经完工了，平账了。因为这30万元支出没有上过班子会，此后几年杜甫来也没有向班子会汇报过。从2003年起，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开始招投标和后来几次实际施工，都是杜甫来负责，但这些项目的几次维修工程也都不是傅老板干的。杜甫来从此再也没提那30万元的事情。后来北京市地震局领导班子调整，局长是新来的，更不了解情况，杜甫来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杜甫来以为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凡是衣服都有缝。2005年11月3日，杜甫来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检察院正在查那笔30万元的去向，杜甫来顿时慌了手脚。他立即找到一位好朋友说：“我2001年拿了单位30万元，要不我自首去吧？”接着，慌慌张张的杜甫来又说：“要不我先把钱还上，然后再投案自首怎么样？我现在钱不够，最少还差20多万元，你赶紧帮着凑点钱吧。”这位朋友连忙说尽量想办法帮忙，随后这位朋友就找钱去了。

随即，杜甫来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到另一位以前的同事，这位同事问他到底拿没拿30万元，杜甫来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念叨着：“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在同事的不断开导、安慰后，杜甫来才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也就是2005年11月4日一大早，杜甫来跑到局长办公室，慌慌张张对局长说：“2001年底，中国地震局下拨一笔维修经费，是准备维修牛栏山地震台的，这笔款我已支付给一家建筑公司了，想请他们来做维修工程。这笔钱一直没有使用，但我一直跟那个公司有联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决策、运作、实施的，没有别人参与，这是我的责任。我以党性保证，钱我没拿。我今天找你是要跟组织说明，希望组织也能替我说说。”

这位局长是2004年刚刚上任的，不知道内情也不想趟这浑水。他对杜甫来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昨天听纪检的同志说检察院在调查，到时你就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讲清楚。另外，你跟纪检书记讲一下吧。”

接着，杜甫来转身跑到纪检书记办公室，此时他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紧张情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有一笔30万元的款付出去了，当时是做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用的，但工程一直没有做，这几年我一直与这个施工队联系着。最近想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