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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了的时候，还被强迫去劳动。那时，我是连牛马都不如了。1974年，队里让我上山劳动，一去就是半个多月，不许回来。家里半袋子玉米还没晒干，那是父亲给我送来的，是我好几个月的口粮呢！那时候吃饭是个大事。上屋顶晒玉米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是过路的人把我抬到屋里。因为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乌鲁木齐，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就这样，队里还命令我干活。我用吊着的胳膊扯粪袋子，另一只手拿铲子，这样子去捡粪，每天最少要捡一袋子。一捡就是四年。没有办法，也就这样熬过来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报纸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一切冤案，一切错案，都要重新调查，都要平反。我看着报纸，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终于熬到头了！第二年，我52岁的时候，12月份，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我说，自己这顶“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拿到了文件。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泪水……满脸都是泪水啊！我这大半辈子，老老实实地生活，没做什么坏事，可就是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苦，跟谁去说？没法去说。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乌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遭严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岁到52岁啊，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可以做许多事，成了“反革命”，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1980年起，县里恢复了我的干部职务，安排我到文管所工作，在林基路纪念馆的文物保护所担任翻译。4年之后的1984年，经过选举，我担任了库车县政协副主席、政协阿克苏地区工委委员。1997年，又担任了自治区的政协委员。

其实，现在我看来，当不当什么都无所谓了。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要求入党，曾经找过组织上。我说，自己的条件不够，可以创造条件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我怎么就不能参加。有一次我找到领导，说：“你们不让我入党，是不是不相信我？”领导说：“政协工作当中，若论廉洁你是出名的。论工作的勤奋、工作成绩，你也都很出色，你不能入党，谁能入党？我们当然相信你！但是，以你的身份，留在党外做工作比入党到党内做工作更为有利！”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向领导提入党的事了。入不入党，我都照样做工作，一点也不会受影响。

我到了政协以后，一直是很忙的。找我的人很多。人家说我好说话、态度好、又懂汉语，民族方面的事嘛，大小有个矛盾什么的，找我解决一下，很方便嘛。我很愿意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一点事，群众来访，我都亲自接待，跟他们交谈、讲道理，让他们口服心服地出这个大门。信访嘛，我要亲自看，一封信都不马虎，都要提出解决的意见，有的要亲自回信。这个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不让我在政协工作了，我也还是要做下去。我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但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祖国统一，边疆安定，我们维吾尔族就兴旺发达，这个信念我是始终坚持、不会改变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穆斯林和异教徒，都是人，都要讲团结。

市场经济搞起来之后，的确有一些人，想自己的小利益多了。社会嘛，大局是好的，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存在。有的干部退下来之前，把自己的娃娃安排到好的工作单位，拼命往好的工作岗位上塞。有的人使用干部，到了自己的部属那里，政策也不灵了，也不讲原则了，搞人情交易。还有的人，见了公家的便宜，就要想方设法去占一点儿。这些东西，哪个朝代都有，哪个民族都有，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各个民族搞腐败的人，都有嘛。我们的中央，现在抓得很紧啊。电视里面，总是提“小康”，“小康”是个什么？大家都过好日子嘛。现在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所以每天都要看电视、看报纸，不然就被时代丢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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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1）

谈谈我的个人生活吧。这个情况也要从我的学习开始讲。我的母校是省立一中，现在是乌鲁木齐一中，毕业时我18岁了。当时在我们新疆，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和省立一中，都是很有名的学校。那里面不分民族，有汉族、回族、维族等各个民族的学生。每个礼拜有六天学习时间，上三次汉语课。到毕了业，我的汉语还是不太过硬。我现在的汉语水平，多半是后来在工作中学习的。当时，我父亲为了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