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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的人生道路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要写的《陈伯达传》，作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2）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作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

陈伯达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

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倒台时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是*党员，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3）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