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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