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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杂著》）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或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没有，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样的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沈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芬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同卷《答御史顾公曰唯》）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罗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沈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底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

“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书牍十《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底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底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底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责任，便是国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底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书牍七《答吴环洲沦边臣任事》）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优虑，当然更可知。他底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