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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

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在sem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sem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插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插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smiling　la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smiling　lady。

简妮焦虑地望着海尔曼教授。他抱着胳膊，正笑眯眯地听着大家说话。简妮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程度，他总不至于误解自己。

海尔曼教授注意到了简妮的目光，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里，扬声对简妮说：“嘿，简妮，简妮一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你不必太谦让，大声地说出来吧，和我们分享。”班上这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简妮。

“我的观点是，”简妮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又弱，又轻，还发着抖，与同学们的声音比起来，简直就是毫无把握的声音。

她不由地顿了顿。

班上更静了，能听到头顶上日光灯整流器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

简妮对自己狠狠地说，我GRE能考到600以上，又能差到哪里去！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