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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屋场、食堂、病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工作人员则进行家访，或参加田间劳动。前后44天。

调查是为了认识世界，加以分析，找出改造世界的办法。少奇说过调查研究的目的有3个：一是了解中央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够不够，出现什么新情况，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要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所以，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得从实际出发，弄清什么是真实情况。而了解实情，有时在有些地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常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样样都说到了，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灾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自以为“路线觉悟”高，正确的话反而听不进去，干部、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看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这需要有充足的勇气！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2）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听。想让人说真话，首先要听得进真话，听得着不同意见。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干部们：不要怕人讲闲话。有人当面不敢讲，背后讲几句闲话，你们又去追问为什么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这样就闭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们讲，同你们的亲戚讲一讲，不是也可以听到人家的意见吗？他讲得对，好嘛，接受。即使讲错了，也伤不着什么。如果背后也不敢讲，你们就什么意见也听不到了。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来同志在讨论书面报告时说过：当时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有些假话还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似乎这就是“紧跟”。否则，“右倾”的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无论怎样提倡“顶风”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说：“少数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才能顶住！要顶住瞎指挥等等歪风，最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如果不讲民主，仅仅提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犯颜直谏，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

实事求是，还要敢于承认事实，不能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去搜罗某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收集了一堆材料，费时不少，还是不能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该办的不该办的，或该办但尚无经验因而有缺点需要改进的。这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框框，无法正确分析问题，致使不能及时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例如：“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用这些框框来硬套，出了多大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这一个坏指头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导工作，怎能不出乱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张，各地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自己总结工作成绩与缺点，是二八开就是二八开，是三七开就是三七开，倒三七的地方也有，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倒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