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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重新抬头（9）
如果联邦调查局喜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他们也就不会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惊悚。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白宫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国内事务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情况汇报室的值班军官向我提出来的，“你们这些人处理国内发生的问题吗？”在世贸中心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以及瞎眼教长由此所策划的阴谋，都使这个问题已经不解自明。只要在这个事件中有外国间谍参与，我们就应该把其纳入管辖范围。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麻烦就是这项政策直接冒犯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权。从机构上说，56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只和美国全国的律师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和现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联系则相对较少。 为了处理这个障碍，莱克与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和我一道驱车前往总律师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会见了联邦调查局和珍妮特·雷诺。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想要更好地协调反恐政策，并且使总统随时了解所发生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应该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回应道，从刑事犯罪中所得到情报不能与民事当局共享。 珍妮特这位当时我还不熟识的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在她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做着笔记。我一直在猜想，在多大程度上，她已经被那些官员的话所折服，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她会直面这些官员。她曾经在公众面前坦承在德克萨斯韦科围剿极端教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展现了极大的勇气。通过这么做，她实际上承担了由其他部门的警察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事实是财政部的人马首先发动了对建筑物的袭击）。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给了她错误的建议，并最终造成了儿童的死亡。现在，她向在场的白宫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申明：“如果恐怖主义涉及了外国势力或组织，或者可能涉及，调查局应该向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说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莱克和珍妮特都同意签订一份理解备忘录来铭记这一原则。但，他们最终没有这么做。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律师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起草这份文件。然而，这却成为了我们日后行事的重要原则，但是，当我知道什么事或人值得注意时，我会使用“莱克—珍妮特协定”来得到消息。有些时候，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甚至主动地向我们提供信息。但是，通常联邦调查局的人总是把“莱克—珍妮特协定”当成是内华达的避暑胜地。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0）
第三个政策事务涉及了克林顿政府的自身特点。那就是：联邦政府应该在处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克林顿、莱克和珍妮特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从私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现在都认识洛克比空难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家属曾经亲口向他们陈述他们是如何得到航空公司而不是政府通知自己所爱的人的死讯。通常情况下，消息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达，也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些死亡的事件。从现在开始，联邦政府应该在这些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处理死者善后工作和不断地通报正在进行的调查进程。 我还有第四个事件需要添加进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目前，还没有消息显示，恐怖组织正在试图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那些我们认为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令人担心的联系。我以前在反扩散方面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政府中反恐和防扩散这两方面的工作团体实际上很少相互沟通。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部门中没有人反对应该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系起来，他们只是对我的想法感到奇怪。 在这些事件上达成一致以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总统第39号令：“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上的政策”。它重申了“决不让步的政策”，这项政策曾经由于里根总统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美国人质的释放而被破坏。它呼吁从进攻和防守两方面着手，既要降低恐怖分子的能力，也要进一步降低国内和国际在应对恐怖袭击时的脆弱性。法律的、情报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都应该得到使用，并且得到协调。最后，没有什么比防止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加重要。一旦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没有什么比立刻消除恐怖分子使用这种武器的能力更为重要。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1）
新政策听起来不错，但它所依靠的情报却支离破碎。搜捕世贸中心爆炸案剩余两名嫌犯的行动直到1994年还在进行。拉姆齐·优素福活动得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