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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与美军协调行动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合作伙伴是以色列的英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国防部官员、战略家的戴维·伊夫里。 1981年，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确切的情报，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建造轻水核反应堆并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内阁要求伊夫里考虑对该工厂实施先发制人的轰炸设想。伊夫里表示反对，尽管空军能够冒险实现这个设想。当内阁决定下令，无论如何都要发动攻击之后，伊夫里亲自策划了这次空袭。伊夫里在所有政党执政的政府里连续出任过文职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助理以及驻华盛顿大使。 我是在1987年国会通过《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后认识伊夫里的。尽管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南非，但它有一小段注解条款，要求里根政府调查是哪些国家违反联合的国禁令向南非输送武器。这一条款还要求将调查的结果提交国会，并可能让美国中止同那些违反禁运的国家的军事合作。国会中没有人愿意去执行这个条款，因为大家都知道调查的结果会显示，向那个种族隔离国家输送武器的最大的走私犯是以色列。作为当时国会最年轻的副国务卿助理，以及情报分析的负责人，我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并开展调查。我随即订了一张飞往特拉维夫的机票。 我坐进伊夫里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向这位以色列国防部总监展示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怀疑的以色列－南非合作的情况。我省略了关于它们在核武器方面合作的传言，但提到了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和战斗机的情况。戴维显然很不舒服，不过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群美国小年轻坐在那里指责他和他的政府。   。。
涉入伊斯兰世界（8）
美国－以色列“战略合作”起步相当缓慢。以色列国防军把自己的活动彻底孤立起来，从没有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开展过合作。 起初的会谈进展缓慢。我建议，我们或许可以举行一次反潜战斗演习。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回应：“为什么我们要让你们发现我们的潜艇？”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举行一次空中对抗演习。“不，我们将击败你们，你们的飞行员会向我们发疯的。”我提议美国在以色列储备军事物资，以便一旦同苏联发生危机时供美军装备。“当然可以。而且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也能够使用它们。”于是，我们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 我在美军中的工作伙伴是一位海军上将，他起初似乎不懂外交礼仪。在特拉维夫的第一次公开晚宴上，有人问他以前是否到过以色列，海军上将杰克·达比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地用南方口音回答道：“嗯，这取决于你算不算我在潜艇里的那一次。你知道，从潜望镜里可以看见很多东西。”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就一系列演习达成了协议，规模与日俱增。我们还同意制定一份战争计划，以应付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达比彻底地和以色列军队同行打成一片，建立了牢固的个人信任度。后来，杰克·达比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后，在一次环绕珍珠港的慢跑中突然病发去世。以色列国防军邀请达比的家人到以色列，将沙漠中的一片树林命名为杰克·达比纪念林。 戴维·伊夫里十分担心苏联、叙利亚或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我们一起成功地建议美国提供资金帮助以色列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爱国者导弹的临时性部署。我们还让五角大楼对以色列的无人驾驶飞机和灵巧炸弹进行了评估。海军陆战队购买了前者，空军购买了后者。（若干年后，在以色列的海滨，我还从伊拉克军队的头顶上“飞”过一架以色列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伊夫里也成为我在以色列内阁中的代言人，他成功地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要求，使以色列同意遵守有关导弹、化学和生物武器不扩散的国际标准。 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伊夫里和我说服我们的政府同意在以色列部署美军爱国者导弹。此前，从来没有一支外国军队在以色列驻扎过。我们还合作促成了向以色列出售爱国者导弹，以及接通以色列国防部同美国卫星的联系，侦察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的飞毛腿导弹。战后，中央情报局盛传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说以色列将爱国者导弹卖给了中国。国会的很多人把我看成是“亲以色列分子”，并以此来责怪我。伊夫里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有麻烦。我能帮你什么？”我开玩笑说，他可以邀请美国派遣一个核查团到以色列做“随时随地”的核查，看看有没有爱国者导弹不见了或者被改动过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蠢的主意，以色列永远不会给别的国家如此不受约束的访问。然而伊夫里并不认为这是个蠢主意，他再次为我找了内阁。确切的美国军方核查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