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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积极配合国际奥委会进行妥善处理。沈先生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希望能使台湾运动员顺利参加国际比赛，而不能因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而断送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相对于台湾政界领导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沈先生的想法更实际得多。

23年后，我又与沈君山先生和中华台北田径协会理事长纪政女士在北京相约而遇。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均感慨不已！

后来，沈君山先生在他的《浮生后记》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十多页详细描写了我们在北京见面时的对话。由于篇幅较长，这里我选择部分对话转载于此：

时间：2003年7月28日上午11时

地点：北京2008奥运会筹备委员会

对话人：沈君山、张清、纪政

张：欢迎你来北京。名古屋一别二十四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决战名古屋（5）

沈：是很久了，听说宋中先生已经过世了。

张：是的，宋中先生那时调来奥委会做秘书长，负责加入国际奥委会的事，已经交涉了很久，去名古屋要得个结果。听说你愿意出面，但不太清楚你的身份。那时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搞不好就戴个帽子，和特务分子来往。当时新华社记者也知道，我请他来旁听，宋中让我负责和你谈，后来主要就是咱们两个人谈的。我那时只有34岁。

沈：我47岁。

张：那是你少壮最红火的时候，看了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谈问题也很快直接切入主题。实际上，和你们一起参与奥运会是“一国两制”的一种实验，是邓小平亲自批的。

沈：我当时担任奥委会顾问，只是给###（时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和孙运璇（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长”）提些意见。和国际奥委会的交涉是由丁善理、徐亨等人在办。纪政还上过国际法庭和你们打过官司。

纪：那是代表田径协会，告的也是国际田径总会。

沈：那也是整个交涉的一部分。我1979年以前参与的交涉局限于学术界。当时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贼不两立”。对不起，把你们当贼，哈哈。具体规定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文告后，我感到你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后来7月间天文学会的交涉，更得到证明，就把这些看法给上面说了。

从八、九月起，他们就让我加入台湾的谈判队伍，但基本上是独立行事。来名古屋之前，我和###说，中共现在是汉贼可两立了，而且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会籍问题得快点解决，快点解决对我们有利。

后来我们和更高层的领导谈了，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又得到默许可以见机行事。所以到名古屋，我就直接来找你们谈了。如按公开政策，是不能和你们直接谈的。所以不能被别人，尤其不能被记者看见。

那时我们住在三楼，记者多住在四楼，你们住在七楼。总之中间隔了几层楼，不能坐电梯，电梯会碰到人，只有走楼梯，还好你们住七楼，如住在十七楼就麻烦了。

张：当时听说你要来，我们都有点意外。宋中拍板，由我先见你。如必要，再由他出面和你谈。我记得约定的时间一到，你敲敲门就进来了。

沈：对，我很少那么准时的。

张：主要就咱们两个谈。

沈：当时我们判断你们的底线是三点：

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最重要的是在奥委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台湾要让它进来，不进来就会跑掉了。

这是邓先生的意思，是1979年初才定的，是不是？

张：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大部分比赛都由你们代表中国，你们在里面我们就不进来，也就是只要有台湾参加的，我们都不参加。后来觉得不对，1979年起就改了。

沈：是叶剑英的元旦讲话形成了基本政策的改变？

张：那也不是叶剑英委员长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议由叶出面来说。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开始。

沈：“一国两制”的词，1983年大陆才说呀！

张：但意思那时就产生了。要有个实践过程，奥委会就是第一个例子。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觉得对台湾那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要变。

沈：我记得当时争的是NOC这个词儿。国际奥委会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