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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最方便。执委们在细节问题上发表了各种意见。从会场传出来的信息使人感到执委会的讨论有点“超民主”。一早，宋中决定让屠铭德着手准备这次会议总结，让我准备写一篇公开报道，准备送中国体育报发表。当会议尚在进行中，宋中秘书长又指示我，带上新华社记者小张先期赴大阪总领馆，到那里等名古屋会议消息，通过内线直接报国内，以保证让国内在第一时间了解会议结果。

我们二人乘###，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关西重镇。我在总领馆碰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老同学吴丛勇夫妇，当他们得知我们的任务时，十分兴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先与国内联系并向总领事等汇报了前期主要工作和我们对会议结果的估计。不久，下午4点多钟，屠铭德同志从名古屋打来电话，用暗号告诉我，决议已通过，如我方所愿。我心中自然一块大石头落地，高兴之余，急忙向国内通报了会议结果，然后速返名古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4）

当我们抵达名古屋时，贝丽乌夫人已向新闻界公布了会议结果。经过执委会一天半的认真讨论，克劳斯先生看到大势已去，在最后时刻，他一一撤回了自己的提案。

最后执委会一致通过了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案，并决定当日将决议案寄送国际奥委会各委员，请他们在一个月内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反馈给国家奥委会。决议案由法、英两种文字写成，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

（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自从1958年我们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后，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问题一拖就是21年。21年来国际体育界一直维持着由中国的一个省代表整个中国的不正常局面。应该说，这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奥运会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我国几代体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海峡两岸工作者为使全中国的运动员都有权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而作出的合理妥协的产物，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朋友们不懈努力的结晶。这一模式开启了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体育舞台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25日晚，我们参加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执委会成员们举行的招待晚宴。由于会议决议已公开，例行的告别晚宴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庆祝晚宴。宴会规模相当大，摆了二十多桌。日本当地名流请来不少，十分热闹。我们一行反客为主，找国际奥委会、日本体育界、新闻界朋友一一碰杯，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晚宴后，近10点钟，后藤淳先生、村冈久平先生和小田先生等又来到宋中同志房间。看我们几个都在，他们打开专程带来的日本清酒与我们一起小范围庆祝，一直畅谈到后半夜才离去。

1979年10月26日，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先后参观了后藤淳先生的爱知工业大学和爱知电气工业学校。中午应爱世克斯体育用品商老板之邀共进午餐。下午拜访了中日新闻社。

受宋中同志委托，由新华社刘文玉同志牵线和陪同，我在饭店内一个十分僻静的小房间内会见了中国台北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沈君山生于1932年，比我年长13岁。他是桥牌和围棋高手，也是台湾当局的政治谋士。他当时与连战、钱复、陈履安一起被台湾民间称为“四大公子”，是台湾有影响的人物。与之交谈，我自然不敢懈怠。我主要是听沈先生的表述。他告诉我们，今天台湾所有代表都回去了，名古屋只剩他一人。他想与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台湾体育界用旗的问题。

从下午4点半我们一直谈到5点半，刘文玉同志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回答得很谨慎。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宋中秘书长亲自与沈先生见见，待我上楼叫来宋中后，沈先生又把我们谈话的要点向宋中同志做了概述。宋中自然按我们的原则立场向他做了说明，关于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