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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阳差阴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