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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着对这所媚俗的大学和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注」这是财大学生们私下里对“知识混子”类型的教师们的一种蔑称）的蔑视和厌恶。尽管她在很多地方并不赞同我，但是在每一处都能理解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到图书馆门前等着对方，然后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到“思园”中小坐。就这样，我度过了我青年时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挚的八个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过生日时，娜塔莎送给我一本《呼啸山庄》，还有一盘当时刚刚流行的《校园民谣》磁带。我与娜塔莎的相识，就像一九九四年风行全国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在那遥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从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到女生楼门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气特别的好，红彤彤的夕阳，金黄色的晚霞，高空中鸟儿在自由自在的飞翔……这个情景，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许多年以后，只要我见到夕阳西下，总是忍不住会想起那首歌：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八、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卡里略曾对记者说过：“我过去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但是哪一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随着对苏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一面，内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维定式并非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当时，我为苏联的解体忧愤不已，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对中国现状愤世嫉俗，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社会，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理所当然的那样：极端，冷酷，坚决；又如同“套中人”那样，拼命地捍卫着已经不合时宜的陈旧信条。

娜塔莎虽是我忠实的听众，但始终没有赞同过我的想法。于是，我们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思辩与交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为了人民？拜托，我就是人民的一员，但我不愿意按照你们规定的格式生活，还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按照你们的设想生活……尽管我承认你们有正义感，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产机器人好了，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想法，请问你愿意在那种世界中生活吗？人人都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这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你们怎么能够要求它变得单调乏味？你这样的社会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种理想，一定是另一个人间地狱……”

就如同五年以前枪决齐奥塞斯库给我带来的思想转折一样，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地发生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辩论与争执中，在我拼命维护着那些斯大林主义信条的同时，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极端偏执，不再那么抱残守缺，也不再那么愤世嫉俗。我渐渐学会了宽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学校对面的省图书馆投影厅上映了一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早已声誉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导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这部作品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部电影，我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叫博爱。本来在与娜塔莎之间不断思辩的基础上，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量变，内心中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早已摇摇欲坠。而这部《辛德勒的名单》，则如同重重一击，彻底粉碎了还残存于我心中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使得我完成了质变的过程。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地从投影厅里走出来时，已经义无返顾地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此，我树立了一个牢固的理念：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都无比珍贵，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去捍卫。

在与娜塔莎不断思辩中度过的八个月，是我思想变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