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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结果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那么大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见就是不发市，不禁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人家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人家那个摊点问问，又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一年我们做了三十多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结果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三百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大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在母亲的劝导下，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史师傅学习焊灯技术。父亲这人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比史师傅更用心，更精致。我的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宁。由于一回去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补考过关以后，我就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当天夜里，武汉市正处于“倒春寒”的天气，刮着冷风，下着寒雨。我按着别人的指点，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位于校外首义小区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问人，非常和善，一听这个情况，又看我浑身湿淋淋的，嗟叹不已，马上大笔一挥批了假，还跟我说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多待几天，回来再补请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把自己的铁路免票带在身上。到了车站才发现，往北走的列车，只有凌晨两点路过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往长沙时称一次特快）可以上。本来我的铁路免票已经过期了，上车时我掏出来跟列车员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钻到座位底下睡觉。第二天下午火车到了新乡，我又下了火车改乘汽车回到了滑县老家。当时天已经黑了，在从镇里下车往村子里走的路上，无数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小的时候，我就常沿着这条泥泞的机耕小路，跟着外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