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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而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使得党政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显对立起来,老百姓张嘴就骂那些大楼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五、秋后算帐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