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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在我参加工作后接触过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却极少见到一九六○、六一年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