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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解放后不久，政府就公审枪毙了确山县恶霸地主李自新。当时我父亲随祖母住在确山老家，公审大会那天我父亲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债，其中一个苦主声泪俱下地控诉，全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杀害，只有她当天因为回娘家才躲过一劫。当时一起被审的还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会场上有人领着喊口号：“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刘定方，百姓获安康！”不过，李自新这个人却一向同情共产党，当年共产党被国民党抓时，经常跑到李自新家里藏着，李自新有好几百家丁，国民党也拿他没办法。但解放后，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审大会结束后就把他拉到会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还是把他给枪毙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则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全国解放、尘埃落定后，祖母又带着我父亲和我叔叔回到开封，一九五○年，父亲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由于一九四八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二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二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两年时间就把这笔钱散的一干二净。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的父亲十六岁时恰逢中原军区（「注」中原军区属第四野战军，当时司令员为林彪，政委为罗荣桓）到学校挑人，于是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在革命大浪的推动下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四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当时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十六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竟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时间内，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接连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指示，并于一九五○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压反革命”高潮，父亲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仅在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这么多人，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被逮捕的多是潜伏特务、恶霸悍匪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的，但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以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不过对着后心开枪也有问题，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枪也不死。开封郊外的恶霸地主方××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方××挨了两枪后轰然倒地，几秒钟以后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