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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
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
按照“###”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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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字狱”(1)
二现代“文字狱”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