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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