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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年、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2）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年第16期。。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都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