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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我们没有一个最优方案，有的只是次优方案，是最不坏的制度设计。

田溯宁：对，现在大家认为在最不好的环境中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依靠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这种方法。我现在还在学习，当然以现在的结论来看至少比我们的要更合理了。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特别大的一个决定，就几个董事几天就做出来了，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也就是你说的阻力在什么地方，怎么把阻力利用上，变成动力。

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能不能在国有企业里把独立董事制度建立起来，能否真正把股东结构调整得比较合理？我们看民营的很多企业，他是为它的利益服务，但是这种利益的短期化和利益的情绪化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这个问题，我想的就更加客观了，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会需要时间、机会，需要不断来过渡，最后还是形成一个妥协的方法。我相信未来的国有企业，可能像电信这种公司，国家还有1/3的股权，市场假如会有30％~40％左右的股权，我觉得中间可能需要一个过渡期，这30％~40％的股权，应该是来自社保基金。当然，我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为什么我现在做股权投资基金？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因为你要完全走向市场，假如现在70％的股份完全是公众公司，30％是国有企业，这个冲突会非常大，你仔细想想是不是？

苏小和：可是这样的过程，肯定会引发严重的意识形态纷争。

田溯宁：所以中间的过渡阶段非常重要。为什么我现在做宽带产业基金？实际上我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中国将来逐渐要走的一种方法。因为国有股真的需要卖的话，你在市场怎么去卖？你要卖30％，这比房地产的“大小非”还要厉害，谁敢买呢？你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过渡——既能解决价格问题，又能解决中国的财富转移的问题。像中国的网通、联通，像*这种好的企业应该被谁拥有呢？实际上我觉得还应该是社保基金，就是老百姓的钱，通过一个专业的管理公司，用很专业的方式，来管理它的股份，我一直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

李彦宏的底线（16）

苏小和：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田溯宁：这需要思考，需要实践，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苏小和：有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占了国民经济70％~80％的比重，导致今天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处在一个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为资源垄断、竞争不充分，大量的企业依赖政府资源，成为政府的食客。这么一个不良的循环，应该怎么解决？

田溯宁：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政治家的一种思想，不是企业家能够解决的事情。需要社会的、时代的一种进步，或者是需要一个特别的时期。如果不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这种改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一个经济的低谷，可能是人们开始思考改革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大的事件，会让人们思考这种改革，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引发人们对制度的重新思考。

苏小和：几项选择中，我比较看好技术创新带动改革。

田溯宁：是，技术创新能够形成改革。如果片面地等待政治上的变化，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机会，这是一种消极的、没有建设性的做法。积极的做法应该是，作为企业家本身，我们应该唤起30年前或者20年前我们创业的热情。中国在未来的挑战会非常大，无论从技术转型，还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国民人均收入从4　000美元收入到8　000美元很容易，但是从8　000美元到20　000美元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还有，我们正面临全球竞争，中国13亿人要加入到全球不到10亿富人的一个俱乐部里，要跟别人争资源，你靠什么？我认为未来20年、30年中国需要根本的技术创新。我们看美国这个国家，大小也跟中国差不多，它成为这样一个强国的过程是什么？有了爱迪生发明的电，有着数不清的技术创新，那是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

苏小和：一部美国科技史，应该很有意思。

田溯宁：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1929年以后的历史，到处都是技术创新，我们应该多读读这方面的历史书。

苏小和：我也在读剑桥的美国经济史。

田溯宁：有了莱特兄弟，能够让人飞翔。你看看莱特兄弟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radio开始起来的时候，无线通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