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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宾馆……

记得德尔·菲利普斯说过：“失败是什么？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开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尤其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及央视影视部一位副主任谈得非常好。他们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

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谈何容易！

记得美国一名黑人短跑运动员，当他第三次战胜伤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赛二百米的跑道上时，刚刚冲出弯道就突然发生了跟腱断裂。在一片惋惜声中，他单脚跳着向终点奔去。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搀扶儿子，劝他：“孩子，你表现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却哭着，始终不肯停下。父子俩搀扶着，流着泪，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终点。看到这一幕，我坚信这个黑人运动员早晚有一天会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后来果然如此。

世界冠军虽然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暂，但冠军精神却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我年轻时曾当过专业速滑运动员，虽然我只是一个冰场上的二等“残废”，但运动员那种无坚不摧、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却给了我永恒的激励，成为我一生的主宰——它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勇往直前！

再说，我从小在黑龙江的暴风雪中长大，北方的寒冷造就了我的个性。它要我跌倒了必须爬起来，否则就会冻死在荒郊野外。残酷的严冬绝不会可怜一个小孩儿的眼泪。从小在风雪中摔打，所以摔跟头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于是，我很快就从被推倒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迅速调整好心态，立刻着手重新构思剧本。

12月19日，周先生派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责任编辑潘宇凡来哈尔滨跟我交流剧本的修改意见，住在我家里，我先生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编剧，人很随和，也很正派，我们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见。

三天后，小潘离去了。我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两个月。不过，每天晚间仍然去游泳馆游一千米。这年冬天的哈尔滨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而我却风雪无阻。我觉得游泳是我放松神经的最好去处，否则我无法保证连续战斗。

歌德说：“人的潜能就像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它爆发出来的能量，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是的，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节（1）

这次剧本的构思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故事从1940年5月纳粹占领比利时开始写起，中国女留学生金玲因丢失了回国船票而流落到布鲁塞尔街头，偶然遇到地下反战组织成员维克多医生，跟他来到小镇给他当护士，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金玲跟随维克多从此走上反战道路，后来通过纳粹将军霍夫曼，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反战志士……

如何塑造金玲和霍夫曼这两个主要人物是剧本的关键。

金玲是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她的行为不能脱离这个现实。所以，我没有把她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让她的行为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战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让她从一个单纯柔弱的女留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因此，我在剧本中塑造了维克多、豪特、西蒙、兰伯等许多勇敢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讴歌了比利时人民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伟大精神。

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如何让纳粹将军霍夫曼帮助金玲营救反战人员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及可信性，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

为此，我从几个方面来为他的行为进行铺垫。首先，我设计霍夫曼在中国因车祸住进金家，使身为骨科专家的金玲父亲对霍夫曼有着救命之恩。其次，我把霍夫曼妻子写成一个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音乐家。当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应征入伍时，她让霍夫曼向上级求情留下儿子，却遭到霍夫曼的拒绝。他们夫妻间开始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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