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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兴建29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它也是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开端。在接下来的30年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香港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移民们意识到他们回不去家乡了，而且家乡的人仍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他们愿意付出所有的辛劳而获取稳定的生活，他们在一片贫瘠之地、一直依赖转口贸易生活的港口上创造了工业革命与经济奇迹，而香港政府开始被迫为这些人民提供更负责任的治理和社会保障。

尽管香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仍是管理得最佳的华人城市。它的社会内部的结构是怎样构成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民众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和伦敦是如何改变它命运的轨迹的？仍是令人饶有兴致却没有答案的题目。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1）

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留着短短的寸头，矮胖的身体正好挤进座位里。飞机起飞前，他一直在打电话，用的是摩托罗拉出品的“明”手机，谈话里充满了“市场份额”、“客户需求”这样的词汇，在饮料服务开始之前，他在读一位明星教授刚刚出版的《品三国》，吃完饭后，他靠在座位上闭幕养神，一颗接一颗、一遍又一遍地数他手中的念珠，厚厚的嘴唇轻轻地蠕动着。

在飞机上、在汽车上，更多的是在餐桌前，我听到了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讨论新的商业机会的人，随即谈起他最近的五台山之行，或是他对于南怀瑾的看法。一些人还会提到，海南航空的总裁陈峰是一位佛教徒，年轻的首富黄光裕信奉天主教，青岛双星的领导人汪海甚至说出了“让观音为我站岗”……佛家、道家、基督教，或是那个笼统得谁也说不清的“国学”，蜂拥而至。

这些谈话总是支离破碎的，在经过一翻缺乏逻辑的云山雾罩之后，总是要回到那句感慨：“人还是不能没有信仰。”这种餐桌上的闲谈，蔓延到商业报纸与商学院的课堂上，人们抑制不住地要谈谈“心灵的问题”。

和这个潮流并存的是慈善业的突然兴起。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四处泛滥，我记得在一次拍卖会上，人们坐在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旁，一边喝红酒，一边观看幻灯片里山区儿童的那些充满渴望的面孔，耳边是《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我多少觉得，那空气里飘荡着某种煽情和虚伪。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追逐风潮的社会。大约10年前，是经济学家们最活跃的时刻，“经济人”是如此时髦的词汇，一个认定是有主见的人喜欢这样开始讲话：“按照市场需求”或是“就本质而言，这一定是利益上的考虑”。似乎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公有制带来的压抑的报复，人们四处公然宣称“自私自利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对于事务的视角都转化成经济式的，还记得人们曾经多么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说法：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就像公司与公司间的竞争，总统就是首席执行官，利益的增减是惟一评价的工具……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利己主义辩护，却很少提及他的《道德情操论》。

10年后，一切发生了慢慢的转变。这真是充满反讽的社会图景，在我们的少林寺方丈将自己塑造成首席执行官，将佛教遗产转变成市场价值时，那些一直挣扎在金钱世界的人开始大谈信仰与社会责任。

用“社会的价值失序”来作笼统的解释，是草率和懒惰的。现在，几乎人人都承认了这一点，昔日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对金钱的崇拜只可以充当短期的替代品，人们需要些别的，以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赋予意义。而一些关于精神世界的空洞讨论于事无补。我们不可能将基督教真正移植到中国，也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复苏我们祖先的价值观。指责一个社会缺乏什么是容易的，给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也并不难，但真正的改变却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你必须有一种充分的现实感，理解、同情这个社会的现状，试图改进它，并知道怎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甚至不该进行如此宽泛的讨论。我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单一性思维，妨碍我们建立一种健康、多元的价值观。那种浪漫主义的语调容易打动人，令人热血沸腾，却也容易导致我们对世界的简单化看法，并演变成莫名其妙的激进主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商业世界对价值的渴求。商人群体对于宗教的热衷，除去盲从的成份以外，的确是因为集体性的精神资源的匮乏。在过去的3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