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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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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导言

导言

楚河汉界话中国

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