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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半张着嘴，有些怀疑我听到的。我怀疑的不是内容，而是没想到。忠孝节义的故事道理我是听惯了；刘备三顾茅庐，孔明该不该重出江湖、岳元帅又应不应该接下那道道催命的金牌的争论辩议我也不陌生。但我没想过，我那连小学都没毕业、脑袋里的养分全汲取自歌仔戏、野台戏和卖药的讲古广播电台的父亲，会说出这样一番脱轨的道理。我爸如此不合时宜、缺乏虔顺带质疑的宗教观以及和他身份阶层毫不相称的举止想法，加上他吃药的习性，在聚落里，一向只落得突大滑稽。没有人会认真听他的，一个做工的懂什么，他太亵渎。但就冲着那句“让被杀的猪牛鸡鱼死得值得一点”，忽然地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可鄙，可鄙中是这样的无能为力。我那大字不识一个都好说天道地的父亲，终究还是大字不识一个；我那吃斋念佛拜神的母亲，到头来要依恃的还是现实的道理。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野性的东西为自己觉得难过。

“哪天我死了，你们也不用埋了。烧成灰随便洒一洒，看是海里还是从山坡，比较干脆，也不必要去什么牌位。”爸将碗盘叠成一堆，小心翼翼的移到桌子的一边。

死了烧成灰变成浮游生物的食物或野草杂树的养分，多干脆，而且省钱。

“总要烧点纸钱吧。”我已经背起书包，把雨伞抓在手上。

“人都死了还要什么钱。”爸一边擦桌子，一边举起手挥了挥，像是赶我出门，也像在说算了。

算了。人死了还要什么钱。你看过一只被宰杀的鸡羊要什么虫草饲料吗？外头果然刮着我意料中的强风浪雨。雨伞是不管用的，这风已不是从特定的方向扫来，有特定的防备向度，它来自上下四方，八荒九垓。

八荒九垓。我心头突然冒出这句话。从翻花的雨伞的边缘，躲闪的可以看到海，狂风浪雨在那处似乎显得更猛更强。那是太平洋，我们的八荒九垓。这不是文学性的形容词，是我们现实的、迎面的张望。

常常，现实和真实，在这里我会弄混淆。更实是一种存在，像太平洋的存在，实心的；现实是抽像的社会性概念，必须面对的压迫。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但这种分别是必要的。真实是人死了不再会需要钱，现实是人死了还要什么钱。季风是一种真实，翻花的雨伞和潮湿是现实。但它们同时存在，分别是必要的，却也没有意义。

真的是没意义。原应该让我挡风遮雨的雨伞毫无作用，走到车站，不例外的，我身上的衣服全被打湿。这常让我有种演电影的逼真感，那种主角落难，或逢遭挫折衬上配乐加上柔焦的浪漫镜头。只是，角色不只我一个。亭子里，一男一女已经在里头先占去背风的位置。女的何美瑛我知道，她爸是有名的好睹，不管麻将牌还是扑克牌，只要一屁股坐下不输干了绝不会站起来，还曾闹出脱裤子抵押的笑话。

她妈在茶室上班，一张脸老是涂得像在演歌仔戏，她姐姐听说在酒家上班，大肥枝嘴巴里那种“不得了”的，她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国一，十来岁就懂得跷家。他们鱼目混珠在下坡的人家中，其实也不算太触目，只是点缀。

村子里处处是传奇，像阿旺那种和死了丈夫拖瓶带罐的妇人同居，也不算故事。

起码我就知道海仔的妹妹在日本是在赚的，下坡修车的高明家好本事买了一间七百万的房子，据说是他在台北让人包的姐姐出的钱，还有隔壁邻阿火的儿子学人家吸那些有没有的倒霉被警察抓到，现在人还在勒戒所里，还有——太多了，我讲不完。

小说电影老喜欢将这种柴米油盐的生活描述得大惊小怪，充满戏剧性的夸张，然而生活究竟只是生活，套上一堆文学或社会学的形容词，还是生活，而且平常。

像何美瑛家的，像我家的。

何美瑛旁边站的男孩子我也知道。阿旺就住何家隔壁，难怪他们熟得那么快。

山坡上遇到时的那种不耐烦他已经收敛起来，脸上是不理人的神气。阿旺姓吴，但我知道他们三个小孩都不跟阿旺姓。他们姓他们自己的。那男孩姓张，名浪平。风平雨平，取得好学问，我爸这么说，像他的“顺平满安”但知道了也不怎么样。我们是不跟彼此讲话的。上坡跟下坡未来就有地理上的隔阂，我们要爬比较多的楼梯，生活上搅不到一块。但主要的还是态度问题。我觉得我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既然不一样，能聊些什么呢？我在前段班，何美瑛在中后段，问她因式分解杠杆定理她也不懂，能一起切磋什么？有距离是很正常的。再说，这也不是单向的，我看她也没那个意思跟我搅和，我不知道贴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