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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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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2）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