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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高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士兵也因为对受伤的恐惧变得胆小怯战，直接导致了一个形成军队战斗力差的恶性循环。

李成坤的部队却借鉴欧洲军队的经验，为每个士兵配发了金属的士兵牌。上面有简单的姓名，年龄，部队内部番号甚至血型等信息，不仅方便在阵亡后确定死难者身份，也可以在急救中提供一些方便。只要金属牌不被大口径火炮直接命中，战后基本上都可以掌握每个士兵的情况。在各地户籍管理单位和征兵单位，都有士兵详细的家庭关系，参加时间和所在部队番号，以提供内部查询。

当初为了应付间谍和破坏分子建立起来完善而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极为精确的统计了人口和其它资源，甚至在相关的部门，每个房屋街道都存有详细的建造图纸，那些潜入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无处藏身。严密的户籍制度也是在动乱时期控制地方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新疆实行的统计人口等户籍制度让无数的武装分子，马贼，土匪武装因为无补给，无落脚点最后都一一被剿灭。

然而对其他地方来说，那些官员们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除了当初为了防备共产党而建立的保甲制度，户籍管理简直乱成一团。多年的战争和争权夺利让那些官老爷们对老百姓的死活早已不放在心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不是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丝毫不理解老百姓经历二十多年动乱渴望和平的想法，一意孤行一再为自己利益发起战争，错过了一战后大好的发展时机。

对于这次示威活动，蒋介石早有准备，他也并不打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底是否顺应这次事件的发生全面的对日宣战？蒋介石请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一职。在武汉的时候，蒋百里就曾经在《大公报》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剖析了日本的诸多弊端，指出日本侵华必败的种种要害，轰动一时。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后写到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同时也把他一生的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编成《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早期的对日准备工作都可以看到蒋百里的身影，各地的国防工事无一不透出他的心血，早期的对日战斗大的前提都是按照他制定的计划来实行的，蒋介石对其也倚之甚重。

早在三五年他就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考察欧洲，归来后，向蒋介石提出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的长篇书面建议，促其抗日。三七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南北防务，风尘仆仆，奔波万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尔后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从前方的防御体系到后方的兴建的国防工厂和基地无不倾透他的心血。

他的作战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他悲哀的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给蒋介石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

要说做为一个军事家他的眼光无疑是雪亮的，对日本的研究也深刻的，可是他无力改变的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甚至连军队也无力改编提升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出最符合“国情”的抗战之路。蒋介石也认同了他想出的，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对抗日寇的办法，可是现在北方战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必要做出调整。

原本蒋介石并不想和日本宣战，虽然被迫接受了和日军交战的情况，但是他明白一旦宣战必将使得日军大规模的国防动员，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在他眼中，宁可日军犯战略性错误，对华北，华南是逐次增兵，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压力小，更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时间拖得越久他就感到越有利。在他内心的并不愿意因为宣战把日本的眼光完全吸引过来，更愿意看见李成坤和日本两败俱伤。

战争开始后，蒋百里变得更忙碌起来，最近一直抱病在身，长时间操劳使得脸色有些苍白无力。如果不看他的眼中闪出的光芒，很难想象这个病泱泱的老头居然制定了全国防御计划，制定了全国抗日总纲领。他主持修建的吴福线在南京江苏一线顶住了日军南下的步伐，政府内迁后他几年前修建的军工厂和基地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高瞻远瞩也赢得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