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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子弹。他们一天消耗的枪弹抵得上中央军近十个师的消耗，以主力步兵师整编十二师为例就有四千支冲锋枪，开枪速度极快，一眨眼的工夫一个弹夹三十多发子弹就打得干干净净。带二十弹夹的步一式步枪一万二千支，德制反坦克枪八十支，轻重机枪近六百挺。六○口径迫击炮八十四门，八一口径的迫击炮五十四门，二○口径高射炮十八门。75MM的轻步兵炮二十门，150MM的重步兵炮六门，105MM的轻榴弹炮三十六门，150MM的重榴弹炮十二门，37MM反坦克炮七十五门，喷火器九具。全师共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马匹近五千匹，各种运输汽车达到五百辆多还有少量的侦察用摩托车。大部分枪弹要靠我们自己补充，炮弹除了了轻步兵炮中央可以给点支援外，其余全部要靠我们从千里只外运输过去，这对我们原本就紧张的运输的压力是不言的。

我的想法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庞大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优势的火力面前被压制了，战术老久的中国指挥官没有注意到战场协调，协同作战一团糟糕，侧翼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掩护频频被日军从侧翼得手，最终丧失了战场主动权。慢慢恢复元气的日本航空兵驾驶苏联战斗机出现在淞沪战场后，原本火力不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在日本飞机和地面部队猛攻下损失惨重，侧翼终于被突破，导致整个战线全线崩溃。在这场战斗中孙立人中将的表现尤为突出，是中国军队中几乎唯一的亮点，面对日本狂攻猛打，日军的正面进攻、夜袭、侧翼突击均没有奏效，日军在长达六个月的进攻中在这块阵地上丢下了五万多具尸体，孙立人带领的军队仅损失二万余人。在防线崩溃的时候仅孙立人的阵地毅然不动，参战部队均损失惨重，多守已无多大的意义了，在蒋委员长下令撤退后，孙立人被委任为第十五集团军司令负责掩护部队撤退。

参战的炮兵第十团和炮兵十四团，也是中央军仅有的两个重炮团，各装备有二十四门中国仅有150MM重榴弹炮（30倍口径和32被口径两种，十团是32口径，射程为15KM，较30倍口径远2KM，但30倍口径为德国制式装备）。因为中央军火炮极少，德国顾问的建议下蒋委员长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使用。炮十团基本训练尚可，却缺乏必要的侦察、评估手段以及复杂情况下的作战训练，但是火炮的炮弹只能依靠进口，且是最基本的榴弹和少量的穿甲弹，连普通的燃烧弹也没有，更不谈别的特种炮弹了。在上海城市战的时候，各种火炮缺少，自动轻火力不强，没有城市战经验，在城市中无法取得优势。炮兵重炮无法进入城内，在城外射击精度差，没有燃烧弹等这些特种炮弹，面对困守坚固阵地的日军无能为力。打到后期，库存的炮弹几乎消耗干净，在得知我们有这种炮弹后，甚至蒋先生亲自打电话向我要炮弹。

孙立人后来回忆那场战争说道：“我军除我部外均缺乏必要的协同，战争初期在我优势空军轰炸后没有及时进攻错失了进攻良机。后在德国顾问指导下由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组成了突击队，装备精良武器，不计代价的向日军纵深突进，不求占领杀敌，而是以持续不断的推进破坏日军的稳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可惜的是部队能力、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没有能领会执行德国顾问的真正的战略意图，没有能扩大战果。德国顾问的意图是突破后后续部队迅速的插上，形成对两翼日军的反包围，彻底的消灭日军。在前面部队突破后后面部队跟不上，即使后来有跟上来的时候也错过了战机，前面突击部队损失已经非常惨重，反而把自己陷入了日军包围中。但是这种作战的思想非常值得我们的借鉴和学习。

这场会战也充分体现了后勤对战争的重要，我部在长达六月的战斗中伤亡极少，是因为他们炮兵部队提供了足够强大的火力支援。敌人的任何一次进攻都陷入我们的猛烈的炮火中，我军炮弹消耗极大，后勤人员和后方多方努力才能保证足够的供应，尤其是燃烧弹、高爆弹等特种炮弹的大规模运用给他们极大的杀伤，使得我部阵地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毅然不动……

友军对我们的武器羡慕不已，我们却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在我们大力发展工业，所以人都节约每一分钱为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依然不顾人民死活，大肆铺展浪费，官场腐化到了极点，政府已经离心离德，上至蒋委员长下至各级官员都只知为自己捞钱、捞权，对军队投入可谓……政府只知从外国购买武器，从来不知自己制造，即使中国可以制造同样的产品且便宜不少的时候也不例外，只因为外购外国武器有数目庞大的回扣可拿。甚至山西和广东地方武装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