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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吕林给我打电话，要我为他主编的《城市旅游》杂志写稿。吕林主编这本杂志，拥有可以请人免费出国旅游的权力，唯一的条件是写一篇游记而已。所以，我一方面不敢承诺为他定期供稿，另一方面，也不愿失去被他邀请的机会，况且，吕林是我多年的朋友，即使没有免费旅游的机会，我也不能简单拒绝他真诚的邀请。所以，左思右想，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说了几个不能从命的理由，信中我还开了一些玩笑，请求他理解。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邮件刚刚发出十几分钟，吕林就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我非常自豪、也非常难忘的话：小平，稿子不必写了，要的就是你这种幽默感！

性格温和含蓄的吕林很少爆发那种夸张的笑声，所以它一直在我心底回响。对朋友的体贴，对友谊的珍视，对朋友优点和缺点的理解和欣赏，在吕林这阵大笑里展示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吕林是我一生的知音。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大约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吕林，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家里吃饭。电话中吕林说他非常想来，但实在是赶不过来，我说有什么来不了的，来吧，我等你。吕林说：真的来不了，我在威尼斯采访呢！我和吕林开心地大笑，心头充满了一种无名的喜悦。

这是我和吕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后一次对话。九月中旬，我从外地回京，突然听到吕林去世的噩耗，在难以置信的悲伤和震惊中，我按下了手机通讯录里“吕林”的名字，电话接通了，响起的是吕林生前设置的音乐铃声，那是一片百鸟朝凤的天籁之音。当时的我，呆呆地期待着吕林也许会来接听电话，并且说：啊，小平，你这个家伙，又在干嘛呢……

吕林再也不会接我的电话了。我的生命里，少了一个最能欣赏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个曾经活跃，曾经奉献，曾经多次搅动未名湖文化风云的可爱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吕林成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刚来不到一个月，很多北大的学生学者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认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务正业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纳，需要朋友的支持。吕林把我写的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乐朗诵，在他主持的北大广播台播放，在吕林的帮助下，我刚刚萌发的发展校园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吕林录音采访了我们正在排演的剧目《活的音乐史》。《活的音乐史》是我到北大后创作的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关系到我本人校园文化实践的成败。通过吕林的这次采访和宣传，这部后来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留下持久记忆的节目，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并在首演的那天，引来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我和吕林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在吕林的追踪下，我俩找到了打出这些标语的同学。并在当天夜里九点多钟，在团委办公室，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稿，我清晰地记得吕林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发稿的形象，心里对他这种形象充满了喜爱和仰慕。

当时，我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对吕林这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学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吕林以及其他许多和我结下终身友谊的北大学生，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老师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师”，而是“小平”。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人民和光明两报发出稿子之后，我们和中青报联系。值班人员让我们把稿子亲自送去，并答应给我们报销来回打的的钱。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时，那边来了电话，说不必送了。我和吕林都很扫兴，但吕林似乎更扫兴，他说，咳，可惜，早点出门就好了，一次兜风的机会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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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意义……怀念吕林（2）

第二天，由“徐小平、吕林、吴妙龄”三人共同署名的“小平您好”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轰动了全国，也轰动了燕园。这篇在吕林与我合作下诞生的独家报道，成为整个八十年代最温暖人心的一则政治新闻。成为我和吕林友谊交往中最值得自豪和最有意义的往事。我们得到了二十块钱的稿费，大家去燕春园把酒庆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啊，那些单纯而快乐的日子！

时至1996年底，我和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