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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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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目膑足，慈眉傲骨（1）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