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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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