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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金融”时，我们能联想到的话题就只有货币和货币政策了。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货币一类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发展，类似证券、债务一类的金融技术，却绝少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发生，正是这种情势的存在，才使得直至今日，类似于证券或者金融契约的技术都没有真正地发达起来。

在这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假体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

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50个大中城市假体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家庭中，共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集中在股票上，集中在国债上，在各类保险上。尽管今年来这一比率有所变化，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储蓄率超高的这一现实。

比起中国家庭，美国家庭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来。

根据调查显示，美国家庭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①集中在股票上！另外有是债券比例，在各类保险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两国之间，中国民众的资产结构还停留在储存货币的阶段，而美国民众的资产结构则倾向于股权型投资，这种差别的存在，固然与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关，但是假如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欠缺有关。

中国自从在90年代初期试行股市之后，其颠沛与疯狂程度，就使得其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资本市场，而与其大概同期出现的债券市场，本来有希望接替这一重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时机，使得这一市场的命运也呈现出一波三折的面貌，更是无缘于现代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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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离场的教父（1）

说到这里，发生在十几年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的一桩故事，就很能反映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绝不是由某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偶然，相反，这桩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最后的影响，都衬托出当时中国在金融业上的曲折与无奈。

管金生，这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名字，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股市存在巨头的话，那么他一定要算是这些巨头的鼻祖，而他所统属的万国证券，早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时，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中最早的参与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由万国证券一手操办；深沪两地的异地交易也源自万国首开。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万国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也丝毫不为过，在一段时间内，万国证券甚至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几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正因为如此，管金生也由此获得了一个颇有另类色彩的称呼——中国证券教父。其对证券市场的策动与影响，尽在这个称呼中显露无疑。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暴风雨却在1995年降临在这位“证券教父”的头上，引来这场暴风雨的不是别人，正是管一手为之。而这场暴风雨的契机，则发端于国债市场。

按照我们的分析，国债是一种一种非常理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形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拥有最低的风险度与稳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动性之强，可信度之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金边债券“。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政府行政摊派，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国债这种投资产品，并非报以热烈欢迎，而是持以观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态度，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债市场始终萎靡不振。到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已经大大跌破其票面价值，一张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场价格只有80余元，于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在1992年开始尝试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

这一招果然见效，政府开始不再为出售国债而发愁，而市场上的期货贸易也由此变得异常火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昭示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而暴风雨的到来，则起自于当年的一笔尴尬的三年期国债。

之所以说它尴尬，是因为一方面，这期代号为“327”的国债将会在95年6月到期，其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贴补率，可以让持有者的每百元债券到期兑付132元；比起证券市场的起伏难定，这样的回报率不可谓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就高达，加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又一下子将“327”国债摆在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