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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医学暴行与现代医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东亚医学伦理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这与西方对纳粹医学暴行的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相比，反差尤为强烈。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在日本，甚至在中国，都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的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是一门必修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多达数十种。然而，在这些教材中，对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讨论，大多甚至提都没提及到。

细菌战对于人类伦理的伤害的命题在事隔六十年后才被提出来本身就大有深意。认识的缺位导致了整个世界对细菌战的集体冷漠，细菌战被定位为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而没有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就细菌战形成共识，人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杀戮方式一天得不到清算，恶魔就随时随地有重返人间的可能。

追问和思考虽然晚了六十年，但每一个诘问都深沉有力：

是何种历史、社会文化和医学环境导致了〃死亡工厂〃的建立并且让医生们放弃了反抗？

这些暴行给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东亚（包括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提出了何种挑战？

借鉴相类似的德国经验，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过去的暴行？

美国人在评价这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时为何如此偏袒？

能否用〃那是战争时期〃的观点来为此种暴行辩护并证明医生的行为正当？

“医乃仁术”是东亚医学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当医学在日本人的“死亡工厂”里成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隶后，这显然违背了“医乃仁术”这条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古老的东亚医学伦理学准则。

历史表明，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而日本医生的非人道试验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例子。这不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国家和集体暴力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包括中国。将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暴行视为国家和集体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总体上了解所有反人类的国家和集体暴力，当然也包括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种种国家和集体暴力。

在中国，细菌战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一场持续了六十年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战争。

血淋淋的现实，让王选产生了一个关于赔偿基金的想法。细菌战诉讼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诉讼胜诉，也仅仅是解决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福冈劳工案在上诉到福冈高等法院以后获得了胜诉，这是一个全面的胜诉：即日本公司要道歉和赔偿，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一次胜利。当然，这次胜诉也涉及到赔偿的问题，日本公司只会向提起诉讼的劳工进行赔偿，而不可能向全部劳工进行赔偿。那么建立一个赔偿基金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希望通过一种途径，制定一个一揽子解决计划，日本政府和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向中国所有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当然，这里需要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事实和法律上的确认。

中日战争遗留了什么问题（1）

承认事实，但不赔偿不道歉，这是日本政府一贯以来的态度。细菌战诉讼是这样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对日诉讼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日本法庭的判决理由有三：

一是“国家无答责”。日本政府主张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基于的细菌战违反《关于陆战的法规、惯例的条约》（即《海牙条约》）和《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或类似气体以及细菌学手段的协定》（即《日内瓦协定》），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缔结的协定，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也就是说，作为个人，国际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提出救济的权力。而作为日本的国家的责任，因为1947年日本才有《国家赔偿法》，而细菌战发生在1947年之前，所以不用赔偿。

二是时壁。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如果自从发生非法行为起经过二十年，赔偿请愿权应在法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