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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罪恶，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