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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就哭了，“在从东京加姬路的家里坐###的三个小时里，我脑子里不断出现那目光，这么健康的一个生命，就要拿去做活体实验！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

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日本、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实际的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

而一说到中国，问题就来了。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为什么才刚刚过了半个世纪，历史就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中国人的追讨公平的行为会到现在才出现？为什么对中国人的侵害，中国人反而要到日本去打这场官司？”王选说，“1997年8月起，我随着国内来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受害幸存者，在日本从南跑到北，参加各地和平运动组织为他们举行的证言###，有数十次。日本人比较缄默，不太在公开场合发言，会场即兴的问题很少。到会的绝大多数又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差不多，有点像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上课。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被问了几次：‘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打官司？’”

这么问的人，还一定是圈外人。每当这时侯，主持会议或在场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似乎是觉得这么问不够友善或是有弦外之音，总是作为日本人先作出“正确”回答。比如说：我们日本人应该想的是我们自身的责任，不应该问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好心为我们挡了。但是善意并不能替代理性的思考。王选向记者讲了一段故事，故事中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人想知道的，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想问的问题。

“有一回，在名古屋的一个###，有个年轻人坐在靠前的座位，一脸的思考，听得很认真，然后也问了这个问题。我看他不太高兴自己的问题被挡了回去，想听听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接着日本和平运动哥们儿的话茬，就细菌战这个问题，从中国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由来，日本政府战时战后的掩盖，近年日本军方重要证据的发现等几个方面向他作了解释。但是我承认在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我对他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他听了眼睛亮亮的。”

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悲剧，我们自己都对六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说不清楚。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大量细菌开设死亡工厂的事实，我们还远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对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细菌攻击，在中国二十多个省进行细菌战致使平民死亡的数字、范围也没有搞清楚；我们对细菌战造成的平民伤害和损失的情景远远没有一个细致的描述，因此，我们只知道细菌战是一种极恶的犯罪，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在人类文明史、人类战争史上我们还不能将它准确地定性，完整地描述。我们给别人留下了“篡改、隐瞒和抹杀”的空间。无论是从细菌战的揭露、调查与研究还是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远远地落后于日本、美国。

日本政府拒绝谢罪和赔偿的法律理由有三条，其中的一条是“诉讼时效”。原告的日本律师和支持诉讼的和平运动人士们称其为“时壁”。

时间的障碍。中国人现在才来控告，来晚了，已经过了诉讼的有效时间。你们来晚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你们干什么去了？

“时间本是看不见的，以‘壁’称之，别开生面。是‘壁’当然可以越，也可以破。有人说：日本人喜欢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