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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1）

年年冬季都是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是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导致公司的微机销售合同处处搁浅：工商银行那批300万元的定单被突然取消，大港油田的微机购货谈判也被延期。几个月前销售人员还能签订“先交货后付款”的合同，但是现在财务人员禁止继续用这个办法。他们警告说， 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让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至少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微机款迟迟不付。”说老实话，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银行，当日国务院副总理朱 基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免了职，自己亲自接任，向银行“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限期收回贷款”。银行官员全都担心自己随了“老行长”的命运，所以个个见钱就收，弄得企业不敢把钱送进银行，去买保险箱，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局面：体外循环。 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过去12个月里由元增加到　元，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要论黑市价格，那就是11元了。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迅速贬值，也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关税还在下降。我们把这些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就不会对计算机市场上的下列变化感到惊奇：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国产微机的比例 67％ 60％ 外国微机的比例 33％ 40％ 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整个计算机市场上乌云满天，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围剿”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康柏公司又增加了5家总代理 AST跃居美国第四大计算机公司 戴尔计算机走俏中国市场 微软发布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未诺骨牌” 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高潮。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象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糟糕的事情。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 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的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是为了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的种种弊端：作风霸道，独断专行，沉溺吃喝玩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他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副总经理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唯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高潮，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善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