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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辅大人，其权之大，大到皇帝还畏让三分的地步，神宗做了错事，母亲慈圣太后拿《汉书》要神宗看《霍光传》，那是指张居正有霍光之权了，虽然张居正对神宗还有师生之情，没有废他，但是他的权只怕不比霍光的小了，文臣武将，唯他命从，内宫冯保虽贪，但张居正恩威并用，倒是也将之笼络的很好，太后也是明理之人，大权尽在他手，倒是神宗成了橡皮图章，这等事，除了那些擅权篡位如曹操司马昭外，也就只有霍光诸葛亮可以比拟了。张居正不论在明朝还是整个宰相史上都是个异类。

再说其忠：若单论大权独揽，那便罢了，且不论曹操高欢这等篡权之人，就拿明朝那位“立皇帝”刘瑾和“九千岁”魏忠贤来说，其权就不小。但是他们要权是为了子孙做皇帝，或为自己收罗钱财。象张居正揽权，却是为了大明江山。若是他真是个奸臣，为自己着想，那就应该废了神宗，再立一幼君，这样就不用但是神宗亲政了，不然虽然自己大权仍可独揽，但是皇帝成年，仍不交权，在道理上却是说不过去，假若再立新君，便无此种担忧了，但是张居正却没这么做，他虽然手握大权十年，但是却没刻意的结党营私，就连神宗秋后算帐，拿张居正问罪，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张党”出来，时人诸多对张居正新政不满，吵吵嚷嚷，也就集中在张居正新政和擅权的问题上，也没出现过怀疑到张居正的“忠”吧，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跳出来拿乡试题目“舜亦以命禹”做文章，说张居正想做那个“禹”但是就算想对张居正下刀的神宗自己也不信，丁此吕结果去职了。张居正谥号“文忠”，实在是恰当不过。

再说其才：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三次新政，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君王有心，商鞅有才，两者一起努力，奠定秦国一统天下的基业。而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虽然支持，但是神宗性子太急，王安石虽然有制订政策之才，但是性子太急，又不能识人，（我觉得王安石还是适合在一个小地方施行变法，亲力亲为可以把变法施行的很完美，到中央关键是用人，王安石这方面的才能不足，只能说是百里之才吧。）变法还是有缺陷。而张居正其新政完全由张居正一手策划执行，居然短短十年国富民强，不能不说张居正确有其才。（当然，那段时间外部形势也好，北部边防一直没大乱，可以专心搞内务，不过外部环境好，内部治理还是张居正之功。）

有权，可执掌天下，一展胸中抱负，有才，可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有这两点已经可称为能臣，何况张居正对朝廷忠心耿耿。（别看明末那汉奸多，但是整个来说明朝能臣忠臣极多。）这样说来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只有诸葛亮可与之比拟了。（诸葛亮在军事上也花了太多精神，政策上革新不多，不过这只是没这个机会，不能说诸葛亮无才，何况不一定要有新政才能表现自己的才干。）但是诸葛亮流芳千古，张居正却颇多人弊病，险些遭鞭尸之罪。人间世道真是不公。

但是，世间之事自有其的道理，张居正自开始他的万历新政，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就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嘉靖年间，考取进士，以庶吉士身份入仕。此时嘉靖皇帝已经厌倦了不是人做的皇帝位子，一心求仙去了，结果内阁中夏言和严嵩争权，写的一手好青词的严嵩终于击败了只知世间俗务的夏言，当了首辅，这段时期明朝的情况有点糟糕，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居然率军攻到北京城下，本来要说假如成祖在位时，那说不定成祖还高兴一下，正愁找不到你呢，北京的三大营几十万大军不是吃素的，但是此时的明朝却不是明初了，三大营在土木堡之变中消失殆尽，之后的各位皇帝也没钱全部恢复，而要留得一身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已经死了近百年了，而严嵩只会作给上天的青词，对那群草原来的游牧人却是不能用青词打动他们的，想必他们也听不懂那文绉绉的话。唯一还好的是俺答他们只要“求贡”，还没攻进城的打算，于是便就拖吧，拖的时间长，四面的援军多了也有底气，游牧人抢的东西多了，总会想家的，果然不久俺答就回去了，严嵩派兵还礼送了一段。城是没破，那要再等近百年，西北的流民来了才破门而入，但是面子是丢的大了，满朝文武都以此为耻。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小官，观他日后的风范，自不会学海瑞，杨继盛那般毅然上表针弊时事，想来就算私人聚会上，他也不会学清流那般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的是他摸着自己刚蓄的胡子，眯着眼，想着昨天在户部看到的公文，又有多少银子浪费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这些他不会当着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