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页)

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