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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

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