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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集团军野战军主力，尤其是第74军，借以巩固日军对南昌的占领，并且经新余、清江、丰城等地东渡，横扫赣江抚河流域，掠夺战略物资，以期至少一段时期内可以让留在赣北的日军有太平日子好过。所以，日军的战史也将这次战役称为“鄱阳扫荡战”。

当时在赣北的中国军队，除了74军之外，还有第49、70军及72军一部归属第19集团军指挥。以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六万余人的兵力要扫荡当面人数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日军实在猖狂之极，而它的猖狂也确实有其缘由。

抗战全面展开至今已有四年，日军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中日两军在武器、战术、官兵素质上的差距是客观现实。以国民党军的编制，当时一个师名义上约一万二千人，单以赣北国民党军的几个师为例，实际平均每师只得八千余人，而日军的一个正规师团编制有二万五千人，考虑到日军配备的其他特种兵及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国民党军普遍的战力基本是五六个师才抵日军一个师团。若按这个标准计算，中方兵力在上高会战中并不占据多少优势，然而这一仗，中方不仅守住了上高，还将来犯之敌围起来打得丢盔弃甲，大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

毕竟经过了四年抗日战火的锤炼，中国军队在战略战术上也摸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尝试改变以前被动死守的陈旧打法，变片面防御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伺机防守反击。第九战区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退决战”制胜的经验，在1940年5月就对赣北制定了如下作战方针：“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罗卓英　《上高会战概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如果说薛岳当年在万家岭摆出的反八字阵形，还是在发现敌106师团已经深入我军腹地而作的后发制人的应急布置，上高会战则更进一步，可以说是抗战史上正面战场诸战役中，中国军队主动在战略战术上将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成功结合的一个经典战例。何应钦于战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颇为自豪地说：“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遂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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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飞虎旗飘扬在上高（2）

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诱敌深入，这是上高会战相比之前诸战役的出彩之处。

还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第19集团军已经搜集到情报，敌人在南昌和锦江两岸大规模调动集结，在当地征集大量民夫，运输粮草弹药，显示一场新的大战迫在眉睫。

第19集团军的司令长官还是罗卓英。两年前的南昌会战，罗卓英沿修水一字排开的阵势，处处设防又处处难防，败于冈村宁次战车加大炮的集团突进战术，之后进行的南昌反攻战也以失利告终。持平而论，以罗卓英当时控制的兵力，他要守卫百余里长的战线，在将主力铺陈于一线之后，也实在留不下多余的部队可以从容调用于纵深配置和机动。吸取前车之鉴，第19集团军按照战区的既定作战方针，事先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术”的应对方案，要诱敌于预设战场而围歼之。罗卓英把作战阵地分成三线，第一、二线阵地为抵抗诱敌线，第三阵地线为主阵地决战线。整个战役分诱敌深入、决战反攻和追击歼敌三个阶段。

决战的核心阵地，选在上高县城的东北面。这里是一片丘陵，大山小岭连绵不断，尤其是距县城一公里多的镜山，颇有虎踞龙盘之势，控制着通往上高的下陂桥（今陂下）要隘。山前有泗溪河自北向南流入锦江干流，河面虽然不宽，但春夏季节是河水上涨期，这对日军的运动推进将造成一大障碍。泗溪河沿岸的棠浦、官桥、泗溪几个小镇，则形成上高县城的天然屏障。敌军若经我一、二线军团打击后，再长途奔袭到此，兵锋势挫，我三线守军则可凭借山地的既设工事，居高临下堵住敌人，为转移的第一二线兵团在敌侧后集结合围争取时间，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这一次，罗卓英选对了一个绝佳的决战阵地，在这里，日军终于为其狂妄付出了泣血的代价。

完成了图上作业，接下来便是付诸实施的排兵部阵。在罗卓英所掌握的各部中，74军战斗力最强，是绝对的第一主力，当仁不让担任第三线决战的主力部队。此时的74军士气更旺，因为它在年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