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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济慈只活了２５岁，２２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２２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济慈的‘诗龄’仅仅５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数十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屠岸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我现在依然能背诵，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在屠岸看来，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有位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而屠岸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觉中去，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这话并非绝对，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写诗的人能较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绪，感受其中细微的变化，只有理解创作情绪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也绝不是被动的，对一个既是译者也是作者的人来说，翻译可以促进创作。由于译者必须进入原作的灵魂，翻译时的独特感受也会令创作时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１０多年前屠岸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彻夜难眠———加剂量的舒乐安定对他都已失效。他在心中默吟《琵琶行》诗句，沉浸入“天涯沦落人”的氛围和意境中，使他恢复了心灵安宁。屠岸说：“诗使我灵魂崇高，诗使我身体康泰。”他在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你所铸造的　／　所有的不朽之诗　／　存留在‘真’的心扇，‘美’的灵府，／　使人间有一座圣坛，／　一片净土，／　夜莺的鸣啭在这里永不消逝”。（选自屠岸诗《济慈墓畔的沉思》）

１９９８年暮春，与屠岸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结合、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章妙英因身患淋巴癌撒手人寰，给诗人留下了无尽的哀思。从诗人的爱情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妻子真挚、绵长、执著的爱情。为了表达对亡妻的思念，诗人屠岸走出悲痛的阴影，着手将爱人的诗歌遗作编辑成书，分赠亲友。屠岸又把他和妻子（笔名方谷绣）合译的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交给一家少儿出版社出英汉对照本。

译诗凭悟性，写诗凭灵感。问到屠岸有什么创作计划。屠岸说：“我不能订创作计划。搞翻译是可以订计划的。虽然搞翻译也需要悟性，但是它带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可以订计划；而写诗是要凭灵感的。即使再专注地投入也未必能获得灵感。”离休后，屠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进行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有时几个月不写诗，有时思想忽然有所触发，就有了诗。我常常在床头搁好纸笔，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有时因为没有准备纸笔，没有记下，过了一些时候，会把想到的东西忘了。”屠岸说，“写不出来时不硬写”是他写诗的座右铭。年至耄耋的他依然保持丰沛的诗情，诗篇充满激情又内蕴深邃。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8）

屠岸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成熟和沉淀之后，诗人的一颗赤诚的童心和春日般的诗心仍旧在给人们带来鲜活的感动。他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再给他十年时间，那么他的诗歌创作的生命将更加充实。据他透露，他的一本新的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不久将面世。

文学的各个领域，如小说、散文、戏剧等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屠岸都读。他说：“文学以外，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著作。对读书，我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