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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他的乐观、豪放的个性，才使他的传奇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诗的意境和诗的审美趣味。他说，１９５５年刚刚被关押时，就连看守都紧张得睡不着，但他每天仍然呼呼地睡大觉；有时在狱中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学鸡叫、学狗叫，学各种动物叫……

在他一生的两次牢狱生活里，一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而这一切都是与政治有关，与诗无关。牛汉说，他面对挫折时的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精神或许与他的蒙古族血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家庭的影响。牛汉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他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员，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在他们身边自己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熏陶。而母亲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把对慈母的感情寄托在了一首名为《爱》的诗中。牛汉说，诗中所说都是事实。那是１９３１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他们家本来就只够活命的地却不给钱，母亲气愤不过，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夜行４０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那年牛汉才七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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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5）

１９８０年春末，胡风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风分子”而罹罪的牛汉，骑着自行车前去看望。胡风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胡风曾对他说过，他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不会断裂。现在见到了曾为“分子”们之“首”的胡风，牛汉自然有许多感慨。他先胡风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来得早。见过胡风之后，他写了篇《重逢胡风》。

牛汉谦称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后，他执行主编过《中国》。“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中国》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编《中国》时我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我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编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北岛的诗凝练，最后一稿和第一稿区别很大，写好以后不断地删，形成跳动、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动，不平铺直叙。新生代诗人的语言新颖，和北岛等朦胧诗人不一样。新生代诗更显出个性，更符合诗的审美性质。《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中国》办了两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后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们就晓得非停不行，但我们仍憋着劲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２０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